关于我：杨松，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04级学生，曾任校学生会主席，现任浙江省学联第十七届执行主席。大学期间，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7次进入“艾滋病村”，写出21万字的调查报告，出版《“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一书。之后，《人道就是力量——暗访、历险、监督》、《与卧底记者对话——记者暗访历险纪实》、《知荣辱·共奋进——新时期浙江大学生风采录》等6部专著相继出版。被授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第八届“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团中央第九届“五个一工程”文化新人提名奖及第六届“浙江青年五四奖章”，还获得浙江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文化新人奖等国家级、省级奖励18（含集体荣誉6项）项。其事迹被全国200多家媒体广为报道，并被收入大型档案文献《共和国建设者档案》，该文献已被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永久收藏。

   任何艰难与险阻，都敌不过坚定的信念。如果你有100%的意愿，成功终将款款走来。工作三年后再选择重拾课业，我没有把高考看作开启辉煌的敲门砖，但命运让我得到了更多。探寻那条跌宕起伏的奋斗之路，我相信，沸腾年代里也会有纯粹的胜利。

高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的童年正如常在家乡田野上吹拂而过的清风，柔和而愉快。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老师家长心目中的优等生，学习对我来说是件轻松而快乐的事情。在长辈们赞许的眼光里，我模糊地看到自己的未来之路：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一路坦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读初一的时候，父亲因患胃癌去世了。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我的父亲一向重视对子女文化素养的培养，临终前更嘱托亲友一定要让我上大学。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气息微弱的父亲抚摸着跪在病榻前的我的头，对母亲和亲友们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啊。

    父亲的去世让小小年纪的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生都乱了”。我的家境从此不再宽裕，在两个哥哥下岗，母亲退休后又患病的情况下，我后来的上学经费是在亲友们的帮助下解决的。以至于在面临中考的非常时期，我决定报考中专，这样就可以早点出来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这是我第一次走出了一条没有经过设定的道路。那一年，我喜悦中带着遗憾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来到北京开始学习。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学校金融专业学习，虽然是中专，录取的分数也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平复了我的不甘。在这条已经偏离了大学梦想的道路上，我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稳健。心情的遗憾和失落并没有影响我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我清楚地知道，虽然横生的变故使得梦想的实现绕了一个大弯，但人生的道路从非直线，而是在自己的脚下。“上大学”成了我内心的一点萤火，微弱却闪烁不止。

  2000年中专毕业后，我凭课余时间发表的数万字文字和摄影作品，自荐进入了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专业领域的记者。毕业后的几年里，我虽然业务能力不错，撰写的不少文章也得到了认可，但我 “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不足，缺少知识底蕴和理论支撑”。每当写文章遇到障碍无法突破时，我内心深处总会蠢蠢欲动：只有在大学里才能够系统地学到一些必须的理论知识。而一次采访见闻成了我付诸实践的导火索。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时，得知家乡这边卖血的情况很严重，甚至了解到已经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震惊，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恐惧。从此，我陷入了深深的忧思：以前对艾滋病了解不多，觉得这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乡亲。这到底是缺乏知识还是仅仅因为贫穷？我急于想知道。而经过实地调查，看到一个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后，备受震撼的我，不再只想着“写一篇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决定写书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面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仅仅中专毕业又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我清醒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进行新闻专业的专门学习被提上了日程。

    就这样，我决定参加高考，这一年，我23岁。“是大龄青年啦”，我自我调侃。

我的非正常备考生活

   “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还要去高考？”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对此，我有自己的解释。我很欣赏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所说的一段话：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与其隔岸观火，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高考也是如此。既然已经决定面对这场“大火”，就要全力以赴。”我如是说。

  “当我做决定的那一刻，离高考只有短短二个多月时间，在校高中生们都不知道模拟了几次高考，而我才刚做出决定。况且，我中专学的是金融专业，高中文化功底几乎是空白，我知道这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

  备考阶段，我为自己作了明确的规划，首先是在文理科的选择上。尽管过去理科成绩非常优秀，但在非常时期——仅有50多天的时间，重拾荒废已久的理科知识几乎是不现实的；相对而言，文科要容易许多，至少作文、论述这方面我认为自己有些优势，相关课程补起来也相对容易。

  在复习的日子里，考虑到时间的宝贵，我辞掉了记者工作。晚上复习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那段日子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多黑暗多痛苦，相反，我在复习中还体会到了学习的幸福感。我感慨地对记者说：如果我凭兴趣选择了理科，那么复习的强度就会大很多，而且短时期内收不到效益；一旦发现自己努力付出却没有收获，我一定会回过头去留恋那些虽然辛苦却有高薪的日子，复习就进行不下去。”我说得非常实在。

  当然，规划只是先决条件，要想成功，还少不了其他方方面面的努力。50天的时间复习6门功课，即使底子再好，智商再高，也不是可以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何况对于近四年没有碰过书本的我。总有人问我秘诀，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捷径，这时，一向幽默顽皮的我却严肃了起来：“学习从来没有什么捷径的，要说秘诀，就是毅力和恒心。”备考的日子，我关闭了手机，一心复习，过着只有床和书本的日子。“往往早上睁开眼睛就拿书过来看，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心里默背。吃饭的时候看时政新闻，晚上睡觉前还是看书。躺在床上背着背着进入休息。”我笑呵呵的。

  而反过头来，我总结自己的高考，我认为自己太特殊，对一般考生来说不具备参考性。我认为考前还是需要保持体力，每天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至少保证6小时睡眠，当然这些在我身上都不存在，我太特殊了。可我还是欣慰自己和身边人一样，也是一个走过高考的人，2004年6月6号、7号来到考场，也和大家一样估分、填志愿，自然也少不了收到通知书时的开心，个中曲折就不细说了。然而对于以后的考生，我还提到了心态，一个身经百战的人很欣赏那种“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心态，我说这种心态在全日制学习中巩固和落实所学习到的知识还是很必要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以一本的分数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的新闻专业，这是学校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个专业。更重要的是，我登上了实现自己新闻理想的平台。

有目标，才会更努力

   在我看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而要成长，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规划，可以事半功倍；动力，则是明确方向后前进的助推器。为一己私利确立梦想是很多人的常态，这样的梦想如百蚁噬心让人难以割舍，却又时常显得软弱。我们有太多的理由退缩：退而求其次，焉知不会打开另一扇窗？于是，一退再退。支持我的信念简单而动人：那是一份叫“社会责任感”的决心。我曾亲自和一位染病的妇女接触过，丈夫已经到东南沿海打工三年没回家了，婆婆说：“我儿子都常年不回来了，如果孩子查不出病还好，查出来了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家。”而当时那个皮肤已经出现斑点的孩子已经患了病。孩子的母亲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却坚持不让孩子去做检查。村民告诉我：“明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有病不检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啊？而在采访中，我也发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新闻经纪人”。在《“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里，我记录了下面的场景：

    “唉！你是记者吧？你是要拍还是要写啊？要做半个版的稿子还是一个版啊？”

    说这话的是一个艾滋病人，人称阿菊，30多岁的年纪。由于患病，整个人看上去消瘦、没有力气，但是，嘴巴却一刻不肯消停。

    阿菊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新闻经纪人”，她每次都会在村口，看到有一些记者模样的人过来，就会主动搭讪，为我们提供“典型人物”，联络记者选中的调查人，从中获取报酬：不论男女老少，每介绍采访对象都要报酬50元以上。

    阿菊不过是庞大“部落”中的一员。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深深地震撼着我。随着工作的继续，我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看的资料越多，我越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就越觉得自己该为艾滋病防治做点什么。于是，我参加了高考。并且将备战高考的精神和毅力带到对艾滋病的调查中。

    2004年9月，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南下来到杭州开始了大学生活。读书间隙，又开始了艾滋病的调查工作，其实，高考一结束，我就来到了河南省上蔡县开始了实地调查。学校对大一新生管得严，想请假并不容易。我一般会坐周五晚上的火车，第二天中午到上蔡县，然后在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从杭州到郑州，路上需要花费10几个小时，到上蔡县还得坐2个多小时汽车。为赶在周一早晨7点钟以前回校，有时只能不眠不休地通宵采访。这一切都源于内心的坚持：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有意义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实现。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我把工作几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都用在了对艾滋病问题的调查上。

  单从经济方面计算，重新参加高考实在是一件很蚀本的事情。但我对这个选择非常得意。我说，因为有过工作经历，我要比一般同学——那些一路念书过来的朋友有着更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方向。无论再累再辛苦，都能保证上课不睡觉，平时不偷懒。真正从社会中、从工作岗位上再回到学校，就会知道读大学的机会是多么珍贵，我深知这份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除此之外，我也认为经过相关的实践操作，更容易把枯燥的理论和遇到过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理论就变得生动许多。

大学，是信仰的弦上箭

   出书，巡回报告，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我的大学生活从此不再平静。落下了很多功课，却还是觉得值得，只要有时间，我表示肯定还会去和同龄人多聊。“现在有很多大学生都很功利、很浮躁，静不下心来做事情，更不用说关注社会了。以为考上大学就是进入了天堂，心安理得地用父母的血汗钱抽烟、喝酒、唱歌、上网。我一直说，我不是偶像，不是明星，我所做的只是想让当代大学生知道，不光要独善其身，还应该关注周围的人，关注社会发展和进步，明确自己历史使命和责任。”

  在大学期间的闲暇里，我也会坐在教室或者图书馆里冷静下来思考，思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思考这几年里的得失。“在大学里生活了三年多，大学是不是自己想的那样，有没有过失望”，这是大家迫切想知道的，毕竟，这个大学对我来说非常不一般，非常艰辛，也非常沉重。而在我看来，大学，给予的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和广泛的人脉资源，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它提供的东西并不是每一样都能为我所用，但是一定要懂得取舍。我曾给记者举了一个关于人际关系的例子。当时我的《“艾”情紧急》临近出版，急需要校对，于是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们在第一时间出现，放弃了私人事务，从早到晚在教室里校对文稿，我总是请大家吃顿好的犒劳一下，吃完了继续工作，其乐融融。到后来书出版后需要开讲座和卖书（卖书所得钱全部捐给艾滋病人），仅靠我一个人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那个时候，无论同班同学，还是学生会同事，甚至许多老师也都参与进来，帮忙联系，帮忙宣传，每个人都是自愿，都高兴着忙的热火朝天。“如何与人交往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这些都可以在大学这个作为学生和社会过度的时空里揣摩。”

  我知道，身边很多人对大学失望，总是抱怨和理想中的差距，也有很多人觉得大学的课不好听，尤其是公共课，课堂上看其他书，睡觉，甚至旷课的大有人在。我对此非常惋惜。我认为，在大学里，老师不仅仅是一个授课的人，我更是你的朋友，也是你日后工作的伙伴。在我著书期间，更是体会到了这些老师的可贵，我们会为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开阔一块新的领域。“以后在新闻采访中也可以很快找到对口人士用理论来解释新闻现象”，凡此种种，在我眼里非常难得。私下里，我和这些老师关系非常铁，老师们也会时常邀请我去家里做客。

  现在的我除了对新课题的调查研究并在课余时间写书外，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学校。每一学期需要通过的考试，要取得的证书，要达到的名次，我心里都有一个谱，“没有这些规划就不会督促自己了。”我通过了英语四级和普通话测试，和同学分组合作拍片子，写论文，及时与老师沟通、探讨，在班主任家聚餐，朋友们生日等等聚会只要有时间，我也都会抽空过去，“我太珍惜在大学里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大学给予的无形力量。

  社交活动的频繁并不妨碍我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我全力做好每个方面。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学生干部”“浙江青年五四奖章”、 “五个一工程”奖等一系列荣誉，并多次受到省领导的亲切接见；先后当选了院、校的学生会主席乃至浙江省学联执行主席，并在团省委挂职工作一年。在我自己眼里，这些都是莫大的鼓励，但更多的是一种鞭策和责任。因为我知道，高考不过一支有所斩获的箭，支持自己走得更远的，是需要不断巩固和驰张的信仰之弦。

（说明：本文框架系影视艺术学院蒋瞰采写.稿件转载自《新传播》）